一颗国产CPU的浮沉样本

2006年1月10日,苹果一年一度的Macworld大会召开,但当年大会上最抢镜的不是乔布斯,而是穿着一身实验室外套的英特尔CEO保罗·欧德宁。在弥漫的干冰烟雾中,欧德宁缓缓走向乔布斯,庄严地将一张硅片交给后者,大声说道:“报告史蒂夫,英特尔准备好了!”

整个演讲大约持续了2个小时,乔布斯宣布了首次采用Intel Core(酷睿)系列处理器的iMac和MacBook Pro,苹果与英特尔长达14年的蜜月期随之拉开了序幕。

一颗国产CPU的浮沉样本

发布会上的乔布斯与欧德宁,2006年

尽管苹果电脑当时市占率仅有3%,但在乔布斯的规划中,与英特尔的合作依然只是暂时,芯片终究得自己设计。又过了4年,苹果发布第一代iPad。乔布斯兴奋地介绍到:iPad搭载了我们有史以来最强大的芯片,强大到“让人尖叫”。这就是Apple A4芯片。

尽管首次被冠以苹果之名的芯片并不出彩,华尔街分析师也大泼冷水,但苹果造芯的计划却没有停止。又过了十年,接过乔帮主衣钵的库克在2020年双十一凌晨,公布了苹果的“One More Thing”:首款搭载于Mac电脑的自研M1芯片。

这款芯片封装了近160亿个晶体管,并将CPU、GPU、NPU等等组件,集成到了一起,每秒可以完成11万亿次运算,与十年前市场对A4Chip的冷漠态度不同,M1让业内大为震惊,也让苹果有足够底气和Intel说分手。

无论是从破产边缘到真香的AMD,还是成为中国商业史佳话的“倪柳之争”,中美两国在过去三十年里从来不乏觊觎英特尔霸主地位的挑战者。从1994年起,中国IT界就向CPU发起了进攻,从方舟、申威、龙芯,到兆芯、海光、飞腾,再到华为的突破,中国公司对国产CPU的执念从未褪色。

然而,经历了“自主派”和“引进派”的轮番上阵,行业周期几度起落,这些公司和产品全部加起来,依然难以撼动CPU产业的格局。在超级工程拔地而起的背后,以CPU为代表的半导体产业,已然成了一个制造业大国隐秘的痛楚。

十年时间,苹果CPU完成了从A4到M1的跳跃,阔步甩开了Intel;而中国已经奋战了20多年的CPU之路,历经跌宕曲折,又该如何走出泥潭?

天选之子

2002年8月10日清晨6点,伴随电脑上闪现的“login:”字样,中科院计算所里爆发出一阵欢呼——龙芯1号CPU终于工作了。原本一夜没合眼的工程师反而更加兴奋,结伴打车到天安门,在领袖纪念堂前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,向领袖做了龙芯的工作报告[2]

这款CPU被命名为“夏50”,取名的是32岁的胡伟武,名字则是为了纪念他的博士生导师,“中国计算机之母”夏培肃从事计算机事业50周年。龙芯问世一年多前,力主上马通用国产CPU的计算所领导李国杰,从紧张的科研经费里抠出了100万元,竖起了CPU的大旗。面对这个烫手山芋,胡伟武立下军令状:搞不成,提头来见。

一颗国产CPU的浮沉样本

龙芯总设计师胡伟武

龙芯的成功不仅意味着国产CPU设计的突破,也是芯片制造的战果,当年给龙芯流片的正是大名鼎鼎的中芯国际。除了参与草创的工程师连夜鏖战,龙芯短时间内的成功,也得益于当时国产CPU的“有限自主”原则。

顾名思义,所谓“有限自主”指的是基于海外精简指令集进行自研。当时CPU领域存在两个指令集类似于命令方式),一个是精简指令集,可以理解为一个命令只干一件事儿;另一个则是以Intel为代表的复杂指令集,成本高昂、技术复杂、功能强大。

在当时的条件下,所有指令从0自研的“完全自主”,将会面对没有编译器、没有操作系统、没有软件可用的局面,既不现实也不效率,更枉论对标Intel的复杂指令集。因此,国内企业都把目光聚焦到了海外的精简指令集,在此基础上做自主研发。

除了龙芯,飞腾早在1999年研发出第一款CPU,采用SPARC架构。申威由无锡历史悠久的56所研发,采用古老的Alpha架构。而中科院的龙芯,则基于开源的MIPS架构。虽然MIPS如今岌岌无名,但作为90年代微架构大混战的产物,MIPS64不仅是最早商业化的64位架构,还有完善的微架构设计与较为完整的软件链支持。

同一时期,凭借863、核高基等众多国家级经费的支持下,国产CPU迎来了春风:基本保持着每一两年就出一款芯片的速度,在性能的赶超上不遗余力。2004年的龙芯二号,已经可以追平1999年的奔腾三。但看似一片大好的形势下,国产CPU也面临着三个难题:

性能难题:虽然国产CPU进展不小,但对手也在进步,尤其是英特尔进入新世纪战斗力爆表,让国产CPU始终存在代差;

生态难题:x86专利墙高耸,国产自主CPU统一采取了绕行策略,但如此一来很难适配微软系统;

量产难题:使用者已经适应了微软的操作系统,一个荒芜的桌面,没有吸引力,何谈量产。

国产CPU起步之初,龙芯、飞腾、申威这一个个课题组,原本是国立研究机构中的一个个科研小作坊,属于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一种产物,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年的冲击,一是预算极其有限,二是早已失去了配套的工业产业链。在两大约束下,国产CPU只能在预算的紧财政框架内,力争完成上级下达的研发任务。

在这种情况下,精简指令集架构成为了一种权宜之计:由于市场狭窄,它们的授权价格往往便宜到让人不敢相信,飞腾当初购买SPARC的授权,仅花费了99美元。SPARC、Alpha这样的架构,多由与英特尔死磕的众多大厂闭门造车,他们兵精粮足,更愿意以低成本拉来同盟与英特尔抗衡。

龙芯采用的MIPS架构还有一个特殊的优势:作为一个不依托于任何大厂的独立架构,MIPS更钟情于游戏机、光碟、机顶盒等嵌入式设备,这些场景起量快,来钱也快。时值台湾地区设计业风起云涌,MIPS在岛内的生意做的很好,授权费收到手软,但是,就像大多数外资科技公司一样,MIPS在大陆地区面临棘手的知识产权问题。

此前,龙芯一直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自己搞MIPS架构的电脑CPU,但由于没有商业化,双方也相安无事。但在2005年,龙芯与微软合作开发Windows CE,龙芯板卡快要送到美国时,MIPS给微软发了一封致命的邮件:只要龙芯踏上美利坚的土地,便违反了MIPS的专利权。龙芯眼看唾手可得的微软加持buff,鸡飞蛋打。

MIPS的警告信揭开了中国科技界一个几乎默认的锅盖:改革开放之初,外资公司对中国市场多不重视,申请专利也未同步申请,而当时的中国的专利法规定,若未在一年内申请专利,则之后不可申请,由此造就了一个空前的机遇——不过美中不足的是,这个基于只在中国境内管用。

没了大陆专利锅盖的保护,龙芯遭遇了一系列专利狙击:2005年7月,半导体调研机构In-Stat发布独立分析报告称,龙芯处理器架构与MIPS近似度达95%,由于未获授权,一旦龙芯开始市场化,可能引发知识产权纠纷。

作为国家863计划重点项目,中科院计算机研究所紧急辟谣,身为研究组组长的胡伟武也出面澄清,龙芯是中国人自主研发而成,指令系统有意避开了国外已有专利。

但MIPS显然无法满足于这个说法,几番谈判之后,MIPS开出了100万美元的天价。2006年,芯片界爆发了臭名昭著的汉芯事件,加之中芯国际在台积电的官司上认输赔款,整个舆论对半导体行业开展了无差别的口诛笔伐,负面评价铺天盖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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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拿“汉芯1号”展示芯片的陈进,2003年

眼看火烧眉毛,危机不得不解。正值中法两国2007年交流逢春,利用这个政治契机,中科院通过借道合作伙伴意法半导体的方式,让龙芯间接获取了MIPS架构全部专利。在中法双方领导人的牵头下,龙芯还与意法半导体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一场发布会,合作宣布当天,《人民日报》的大号标题上书:中国龙芯面向全球市场。

然而,这个应急之策有着天然的缺陷:借道意法半导体买专利、流片、卖芯片,那最后的芯片产权到底归谁?龙芯岂不是成了意法半导体的一个外包设计工作室?两年之后,为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,中科院剪断弯弯绕,直接与MIPS签了约。

但意想不到的是,就在签约完成不久后,某媒体发表了一篇《龙芯无奈购美公司专利授权,“中国芯”光环褪尽》,龙芯花钱买MIPS架构专利的行为被无限放大。一时间,“龙芯造假”“龙芯骗补”“龙芯不是自主设计”等声音此起彼伏。加上此前汉芯事件的恶劣影响,舆论对国内芯片自主研发能力的质疑达到了顶点。

进退失据

国产CPU与国产操作系统一样,由于核心技术受制于人,都有一种对“卡脖子”的天然恐惧。关于自主CPU芯片,彼时产业内一直有三派意见:

一派认为国产CPU应当从头搞起,完完全全的“自主化”,放弃民用市场只服务于军队和政府;

一派认为技术追赶无望,不如把经费省下来攻坚其他领域,“全球不就一个英特尔么,难道全世界除了美国都不安全了?” 

胡伟武和龙芯代表的则是第三派:完全自主产权短期难度太大,自主创新也未必一定要从头搞起。面对购买专利引发的争议,胡伟武不得不向媒体做了一堂无奈又心酸的计算机原理课:买芯片架构不等于买芯片;有了架构,依然需要做大量自主研发工作。

然而,在几年前“磨皮汉芯”的负面阴影下,作为出头鸟的龙芯依然遭遇千夫所指。

在国产CPU万马齐喑的那段时间,产业界也对未来的发展方向逐渐达成了共识:技术上,完全自主短期内不现实,只能基于海外专利做自主创新;生态上,外设、应用支撑用户体验,市场上,民用市场有难度,暂时以政府采购牵头,主攻自主信息化市场。在这些问题中,市场路线是最难回答的。

在政府采购领域,往往会遇到一个“鸡生蛋蛋生鸡”式的悖论——政府的要求是好用能用,即在其他市场被验证的产品。但国产CPU一开始就没人用,还指望着从政府先支持一把,继而转向民用市场。另一方面,国产CPU想打开市场,前提是自身先市场化,把角色从“课题组”转向“公司”。

2010年,“十一五”计划行将收尾,国家补贴幅度收紧,三大国产CPU迎来了命运的拐点:申威隐匿在体制和超算市场,没有向下出击;飞腾爆发了一场争论,两派人员在政府领导面前吵着是否要放弃原有编制。胡伟武一咬牙,决定让龙芯走市场化之路,主攻军政市场和中低端的桌面系统市场。

随后,龙芯课题组从中科院集体辞职,放弃体制内身份,组建了龙芯中科公司,试图通过市场化和产业化自我造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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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芯3号芯片系列之一

2008年开始研发的龙芯3B1000,是龙芯在中科院的最后一款芯片。龙芯3B1000基于65nm工艺,目标主频800MHz-1GHz,八核结构,在当时属于世界领先水平。2010年6月流片,11月底第一批芯片交付完成。

以龙芯3B1000为代表的龙芯三号研发期间,恰好赶上863课题结束,“核高基”尚未启动。为了保障龙芯的开发,科学院专门划拨了500万元经费,科技部也在863计划内紧急安排了2000万元。

在计算所中层干部会上,原所长李国杰专门为龙芯设了个没有经费上限的课题,告诉他说:“胡伟武,计算所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支持龙芯的研发。”

等到龙芯第一笔“核高基”课题经费到账时,龙芯课题组已经预支了计算所近八千万元经费。但谁都没想到,被寄予厚望的龙芯3B1000,最后连操作系统都启动不了。

龙芯采用多核研发战略,本想毕其功于一役,但龙芯3B1000刚好赶上了龙芯从课题组转向市场化运营。原先,胡伟武作为课题组组长总揽研发,每颗芯片从结构设计、功能验证一直到物理设计,从头盯到尾。但公司化运作后,胡伟武的精力被公司运营牵扯,研发团队群龙无首,技术问题大面积暴露。

直到2013年,龙芯的技术问题才逐步解决,结果又遇到了代工厂工艺滑铁卢。一些主管部门和应用单位,早已不堪如此漫长的“出题-解题-再出题”的煎熬循环。同一时期,彼岸的对手迎来高速发展期。

从2006年到2013年,龙芯CPU的单核性能只提高了50%,同期的x86 CPU则提高了5倍,两者的差距,从一两倍一下拉到了十倍。

国产CPU的歧路,本质在于市场化转型阶段,学院派与工业界的脱钩。在“课题组”的架构惯性下,国内公司在“十一五”期间基本都放松了单核性能的提高,而是转做多核,核心数大多吊打英特尔和AMD,但单核性能的孱弱,让国产CPU在当时如火如荼的自主信息化市场中几乎找不到任何生存空间。

胡伟武后来总结说:

“在芯片研发方面,我们过分强调多核和SOC的技术发展趋势,对单核本身性能提高关注不够。在绩效管理方面,我们照搬成熟大企业的绩效考核方式,不仅没有提高、反而挫伤了销售人员的积极性。”

2013年5月,龙芯暂停了已经完成主要设计的16核龙芯3C处理器的流片,彻底停止16核处理器研制,开始四核3A2000处理器的研发。但在这个时间节点,无论是政策还是市场,都对“国产自主”失去了耐心。

2013年起,“核高基”基本上放弃了CPU自主研发路线,转而支持引进国外CPU技术的路线。市场上“引进派”的声浪也盖过了“自主派”,以IBM、AMD、威盛、ARM为代表的境外CPU全方位涌入。

对于刚刚脱离体制市场化运营的龙芯来说,这是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。

引进之忧

“引进派”在2010年后成为业界主流,继而影响决策方向,有国产CPU自身拉胯的因素,但更多是全球产业格局的变动。

2006年后,英特尔的宿敌AMD接连犯错,先是收购ATI的GPU业务两线作战,难以同时应付牙膏厂和皮衣男黄仁勋;后是自家的晶圆代工厂格罗方德阴沟翻船,业务生存空间逼仄,叠加制程升级受阻,股价从从最高峰时的40多美元,一路跌到只有一块多。

2012年,AMD亏损超过10亿美元,大幅裁员15%,华尔街顺手给AMD宣判了死刑:“没有任何投资价值”。风雨飘摇之际,黄仁勋的远房亲戚苏姿丰接过了AMD的帅位。而与AMD一样失意的,还有台塑之父王永庆的虎女王雪红创办的威盛电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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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MD新掌门人苏姿丰

上世纪80年代,威盛从CPU周边开始一路蚕食英特尔地盘,到了90年代,王雪红更是收购了两家研发CPU的美商,拥有不少x86架构专利,一度被台湾地区视为产业升级的希望。但新世纪后,英特尔开始自研芯片组。加上王雪红的主要精力放在了HTC手机上,威盛慢慢成了一个鸡肋。

x86阵营的两个大玩家失意,让国内产业界看到了希望。在新一轮国产CPU的路线转换中,地方政府成为新兴势力背后不可忽视的支持力量。

2013年,上海市国资与威盛电子合作成立了兆芯——王家与上海结缘甚深,王雪红的哥哥几乎和张汝京在同一时间来沪创办晶圆代工厂,威盛则早在世纪初就在上海设点,大陆设计团队发展有十余年时间,兆芯站在威盛的肩膀上,省了不少力气。

与龙芯一样出于中科院门下的中科曙光,则在2016年选择与AMD成立了海光。海光的背后,是成都市国资的大力支持。当年“砸锅卖铁支持龙芯研发”的李国杰,在90年代一手领导了曙光服务器的研发,在后来的二十多年,曙光成为与联想匹敌的国内服务器厂商。

对于中国来说,AMD的Zen架构性能强悍,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选项。在支付了约3亿美元的合作费用后,透过两层公司的11个流程授权,海光最终得以在中国大陆地区销售产品。虽然引进的芯片经联合研发后,被AMD做了大幅阉割,但性能表现依然远超众多国产CPU,海光继承的五年前的架构,放到今天,依然是第一梯队选手。

AMD和海光的合作,为苏姿丰提供了一笔丰厚的启动资金,消息公布当日,公司的股价就非理性上涨了50%。兆芯对威盛的交易也是一石三鸟,CPU研发团队、x86架构专利、芯片组产业链;海光背靠上市公司中科曙光,借鉴AMD的作业,加上国密算法,在商用服务器起量很快。

更重要的是,两者的起步经费动辄20亿,相比于十五年花了不过8亿的龙芯,引进派弹药充足。兆芯成立两年后便实现了量产,卖了一万多套。海光2020年上半年营收2.7亿,净利润6000多万。

引进路线看起来立竿见影,却有一个致命的风险——国际局势的变化。

2019年中美贸易摩擦,一直在潜水《华尔街日报》突然向海光发难。同年,海光被美国列入实体清单,AMD随之宣布不再授权新一代Zen架构。从威盛那里买到专利的兆芯,也早收到了英特尔的警告:不要越过雷区。

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,相比当初的风雨飘摇,此时的AMD已经走过了漫长的死亡之谷,不再需要外援输血。况且,在湾区的劳伦斯·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,AMD的芯片被用来为美国的核威慑提供动力。孰轻孰重,AMD自知。

“拿来主义”的路线,最终还是被证明存在根本缺陷。一直以来,大陆的x86人才极为薄弱,“拿来主义”能否进化到“吸收创新”,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。如果只能停留在对x86硬件层面的拷贝与粘贴,那么很难深入地去搞研发,并且满足高安保级别和消费者市场的需求。

这种对于x86架构吸收的吃力,可以从兆芯管窥一二。2010年,威盛把x86带到了上海,技术负责人带着几百号人闷在小黑屋里,光是CPU核的源代码就看了两年,最终才弄懂。兆芯开始搞CPU后,四五百人的研发团队,倾力攻坚三四年,也只是维持了一个半CPU项目的开发,x86繁重的历史包袱,是“吸收创新”的巨大拖累。

全自主,需要从底层开始,几无可能;引进x86架构,却也面临被断供、无法更新的担忧。国产CPU的下一步,不得不回到最本源的问题:生态。

生态摸索

对于国产CPU来说,最好的老师始终是英特尔。不同之处在于,引进派采取“进口”拿来的思路,要在中国复制一个英特尔的国产化镜像,保证产业链的供应安全。而自主派需要做的,是学习英特尔在历史上的打法,最终形成一个在技术上不依赖外部供应的产业链。

简而言之,引进派学形,自主派学神。

另一方面,学英特尔不是问题,但学哪一年的英特尔是个大问题——所有采购单位遇到龙芯,都会提出一个直击灵魂深处的问题:你们离英特尔有多远?

在带领龙芯经历了“大炼多核”的惨败后,胡伟武逐渐想明白:国产CPU应该学习的不是现在的英特尔,而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英特尔:单扛众多竞争对手,利用“人民战争”打赢市场之战的革命者。

1985年,英特尔在DRAM市场被日本厂商群殴,CEO格鲁夫力排众议,集中转向彼时的“非主流市场”:应用于个人电脑的CPU。起初,英特尔在技术上处于劣势,但采取了三个策略:

(1)从低端市场做起,造出好用的CPU,建立稳固的“根据地”;

(2)保持向前兼容,虽然背上了历史包袱,但能够笼络一大批忠诚客户;

(3)开放x86架构,制定外围标准,在产业链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,发动群众斗地主。

这三大策略,即是英特尔完成从电脑到服务器CPU统一战争的屠龙术。领悟到英特尔的致胜秘诀,从2012年开始,龙芯采取了三步走战略:

首先从嵌入式CPU着手,把龙芯应用到门锁、学习机和卫星上面。这些场景本来就是MIPS架构的天然场景,保证了现金流;

然后中止多核研发,专注把单核性能做上去,这对普通用户的日常使用非常关键,也保证龙芯测试的时候不会拉胯;

最后主动团结一切能团结的系统商、软件商和ODM工厂,像服务员一样服务好他们。

三步走逐渐取得成效,龙芯在2015年营收破亿,初步盈亏平衡。度过了鬼门关后,胡伟武发现,对于几乎没有独自建立过现代信息生态的中国人来说,国产CPU的生态工作千头万绪,只能参照另外一个学习对象,苹果。

在英特尔的世纪商战后,苹果实际上继承了其衣钵,但苹果的自研芯片之路其实也面临着两个特殊的难题:其一,从最上层的应用到最底层的芯片,其中层峦叠嶂,哪些是四两拨千斤的抓手?其二,苹果自研ARM芯片,一开始跑分极其难看,如果芯片拖了后腿,怎么保证终端产品的体验?

随着政府应用测试逐批次深入,胡伟武意识到,国产CPU构建生态所面临的具体问题,就是苹果式的问题,放在中国的环境下,可以总结为两个问题:

一是产业离散,拼图残缺。长期以来,中国的ICT产业链基于外国的架构根基,做应用的人多,造轮子的人少。几百万精于java的程序员拿得出手,但一说到java虚拟机,则寥寥无几。同样的尴尬,也存在于API接口、QT库、甚至底层一点的计算机语言。

二是系统多冗余,少系统优化。x86和微软体系带着几十年的历史包袱,越来越繁重冗余,照葫芦画瓢地引进和使用,让信息系统不堪重负。但实际上,在新建的国产CPU+操作系统里,完全可以大幅优化,提升体验。

按照这两个逻辑,龙芯两面出击。一面,龙芯干脆自建java虚拟机、API接口等中间层,用这些关键的轮子承上启下。另一面,对于党政军的关键应用,龙芯消除冗余、提高效率。某指挥系统应用在经过优化后,龙芯的运行时间从每秒3帧提升到了30帧,比同时期的英特尔产品还要高50%。

随着生态的建立和使用体验的提升,龙芯应对住了挑战,国产CPU产业链也逐渐确立了两个原则:一个是自主可控政策划定下的“篱笆墙”内的竞争;一个是“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举国体制”。前者瞄准国产CPU的研发强度,后者则指向公平竞争下的全产业链建设。

随着时间推移,这两条原则成为极具指导意义的国产CPU发展框架。在这个框架内,半开放的ARM架构给出了充足的自主研发空间,且有海量移动端应用可以方便移植,凭借这两点优势,ARM派路线飞速崛起,最终迎来了一位重磅级选手,华为。

2019年初,华为发布了首款ARM架构服务器CPU“鲲鹏”,并与各省市建立了鲲鹏计算产业联盟,2020年5月,鲲鹏CPU进入中国电信采购名单。华为一如当年在程控交换机市场的打法,绑定各地电信局,共荣共存,最终凭借技术升级和渠道,完成了对交换机的国产化。

一方面,“鲲鹏”给国产CPU带来了新的突破;但另一方面,“鲲鹏”也让“能打的只有华为”这句席卷若干行业的话,又涵盖了一个新的领域。这里面有自豪,也有尴尬。

尾声

2018年,中兴事件爆发,国产CPU市场开始放量崛起。

在离开联想的二十多年间,倪光南始终在为国产CPU奔走。当初的倪柳之争成为了中国科技史上的一段佳话,“贸工技”与“技工贸”的纷争直到今天都是社交媒体上的话题。

倪光南当年的年轻助手梁宁,在中兴事件后把倪光南描述成了一个崇高的理想主义者,在当时引发了热议,国人无不唏嘘[6]

1994年,随着贸易壁垒拆除,英特尔、微软等海外公司大举入华,倪光南奔波于北京上海两地,策划成立电脑CPU设计中心,尝试失败。随后,倪光南又搞了一个“方舟CPU”,类似于今天谷歌上网本的极端超前的想法,结果公务员被摊派下去都不想用,第二次尝试告败。

中国的很多高科技产业发展,大多都尊循这么几个步骤:领导殷切关怀-部委高度重视-财政天量投入-企业集中攻关-技术取得突破。大多数领域都依赖于这套中国特色的产学研模式,然而这套模式有两个关键的前提——不考虑成本,不考虑良率。

时至今日,中国半导体行业很多“达到国际水平”的成果,要么只能服务于个别的小众市场,要么评审验收之后就生锈落灰。

上世纪90年代,国际局势变化引发了社会舆论对技术自主的担忧,“自主研发”的口号响彻云霄。但胡伟武在课题组领导龙芯研发时,身处的环境是捉襟见肘的科研经费,几无根基的消费市场和陈旧落后的制造体系。更要命的是,半导体天生是一个“一步领先,步步领先”的行业。

换句话说,直到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,国产CPU配套的基础设施都难言齐整。作为工业与科技的皇冠,CPU需要的不只是满腔热血和埋头苦干,而是产业配套、经济结构乃至综合国力的比拼。非不为也,实不能也。

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:英特尔、苹果和华为,谁的研发费用最多?谁的最少?

答案可能会出乎很多人的意料:从华为开始公布年报的2006年算起,苹果的研发开支没有一个年份比华为高。而到了2018年,华为的研发投入才第一次历史性的超过英特尔。

一颗国产CPU的浮沉样本

但强如华为,其推出自研服务器CPU也就是近两年的事情,甚至还要早于苹果的M1芯片。在英特尔盘踞的电脑和服务器CPU大本营,除了拉胯几年真香几年的AMD,一直缺乏有力的竞争者。

前段时间,胡伟武的一段“14nm芯片已经够用的言论”再度引发争议,很多人只注意到“不要美国做5纳米,我们就要做5纳米”的言论,而忽视了后半句:“90.9%的应用都能用14nm,只要做好系统优化,就能够在市场中有很强的竞争力。”

与筚路蓝缕的30年前相比,如今的中国有市场、有政策、有紧迫、有口号。但对于国产CPU来说,需要理想主义的热忱,也需要对市场规则的敬畏,更需要对科研人员的慷慨、包容和耐心。

中国的很多产业,并不害怕屡战屡败,害怕的是“今天大手一挥,明天造不如买”的左右摇摆。

参考资料:

[1].史蒂夫·乔布斯传,沃尔特·艾萨克森

[2].龙芯的足迹,胡伟武

[3].尴尬中国芯:龙芯CPU的艰涩之旅,财经文摘

[4].汉芯造假案系列,21世纪经济报道

[5].龙芯首席设计师:用领袖思想武装龙芯课题组,财经文摘

[6].一段关于国产芯片和操作系统的往事,梁宁

[7].龙芯中科官方公众号

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:远川研究所(ID:caijingyanjiu),作者:杨健楷,编辑:李墨天、董指导,支持:谢春生(华泰计算机行业首席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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